端午節大門口掛艾草有哪些講究? 一般情況下一把就夠了數量在五到七根因為古人的習慣是掛單不掛雙需要注意的是這艾草掛上去過了端午節之後就開始慢慢枯萎很多人就把它扔到了垃圾桶裡這種做法是不可⋯⋯

日本不是“失去了20年”，而是默默完成產業大轉型！作者：徐静波本世紀以來，國內輿論對日本的認知，充斥著諸如：失去的20年、平成廢柴、日本在新經濟領域已落後於中國……之類的聲音，總之不僅不再高看日本，甚至有幾分輕視。但實際上，在過去十幾年間，日本企業界不聲不響地完成了一輪產業飛躍：呈現在中國人面前的是，NEC、松下、索尼、佳能、富士，這些昔日如雷貫耳的日本產業巨頭相繼關閉電腦、手機、電視生產線的新聞，卻鮮有人註意到，他們是主動關閉這些夕陽產業，並開始默默培育新的未來增長極。最近日本對韓國的貿易制裁，揚言對韓國半導體和顯示材料出口限制。市場傳言，韓半導體材料耗盡之時或將面臨停工危機！專家指出，毫不誇張的說，現有的日產氟化氫庫存耗盡之時，或將成為韓國半導體企業的停工之日。日本這個國家，現在的制造業已經到了哪一個水平？我想這是大家所關心的問題。因為時間有限，我今天集中講三個內容：第一，日本的制造業如何轉型;第二，日本的制造業如何創新;第三，日本的中小企業如何發展。我想起1992年到日本留學的時候，學校安排我們去參觀了日本的麒麟啤酒廠。進去一看，就像今天這一會場大的生產車間，只有兩名員工。日本的工業自動化和精益化管理，在26年之前，我已經看到了。日本比中國早走了至少20年。譚建榮院士在剛才演講的中也講到一點：豐田汽車的精細化管理不是自己總結的，是麻省理工大學的教授總結的。為什麽會出現這個情況？道理很簡單，日本人總是低頭做事情，從來沒想到過要去總結經驗、去邀功。這就是“中國制造”和“日本制造”的一個差別。中國的企業有了小發明、小創造以後，一定要邀功。為什麽？邀了功以後可以得到許多好處，政策的傾斜、資金的傾斜。但是，日本任何一家企業，有了重大的發明、重大的成果、重大的創新，就得悶聲不響的，因為沒有人會表彰你，沒有一家政府機構會給你政策傾斜。而如果你說了，最終沒有做到完美，那會成為行業的笑柄，有損企業的聲譽。這樣的環境，就導致日本的企業只是兢兢業業老老實實地做自己的事情。我們都知道，日本百年以上的企業有3.5萬家。中國有多少家？據說只有5家。為什麽3.5萬家百年企業可以在日本存續下來？道理很簡單，就是認認真真、兢兢業業的做自己能夠做的事情，不盲目地擴大投資。做好本業，是日本企業長久的秘密。日本企業如何實現產業轉型日本產業界的轉型是從2011年開始的。日本有一家電氣公司叫NEC，大家可能不怎麽了解它，日本人叫它“日本電氣公司”。1980年代，中國的四通打印機是一個偉大的革命，我們從鉛字印刷開始進入了電子打字的時代。這項技術，就是NEC公司提供的。NEC是日本第一臺電腦的生產廠商、第一顆人造衛星制造公司。 2011年，家家戶戶還在購買電腦的時候，NEC公司突然決定拋棄電腦事業，這震驚了日本社會，因為NEC公司是日本電腦業的鼻祖。結果，誰買下了NEC公司的電腦事業呢？是中國的聯想集團。但是，時間過去了8年，我們發現現在電腦產業已經是夕陽產業。當時NEC要把電腦產業拋棄的時候，賣了一個好價錢。但是，到後來索尼、東芝、富士通要把電腦產業賣給人家的時候，就沒有人接盤了。NEC拋售電腦，這就是日本制造產業的先見性。NEC公司早就認識到：傳統的電腦最終是要被淘汰的！現在我們來看，聯想買了NEC電腦產業後，業績變得越來越困難。這是NEC公司興起了產業的轉型革命。那麽，現在NEC公司在幹什麽呢？現在日本大部分的全自動駕駛汽車的系統就是NEC公司研發的。拋棄了電腦產業以後，NEC並沒有扔掉自己的半導體技術，而是繼續研發尖端的半導體技術。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日本產業的革命並不是政府引導的，而是企業的一種自我革命，是一種自我創新。東芝和索尼拋棄電腦事業以後，索尼公司在2018年創下的利潤已經達到20年來的最高水平。索尼公司把電腦產業賣掉，電視機也做的很少，好像它的產業不太多，怎麽會有這麽高的利潤？對了，它不做殼，改做內件（關鍵零部件）了。比如，它的傳感器已經占到全球份額的70%。東芝公司把白色家電扔了，扔給誰呢？中國的美的公司。把電視機扔了，扔給我們青島的海信。前幾年，中國媒體當中有一種很大的輿論，覺得我們中國把日本最牛的產業買下來了，日本制造業垮掉了。大家想一想，現在你的家裏還看電視嗎？已經不看了。電視機的制造廠商為了把電視機多賣幾臺，先告訴你客廳裏必須有一臺，你自己的房間裏必須有一臺，你孩子的房間也必須有一臺，一個家庭3臺電視機，現在一臺都不看。日本人早認識到這一點，所以他們把它扔掉了。日本認為，包括電視機在內的白色家電已經是一個產業包袱，中韓等一些國家都已經做得很好了，沒有必要再維持這一產業。把這個產業扔掉，他們是輕裝上陣，再去開拓新的產業。這是日本電子產業的新發展理念。東芝、富士通、松下、夏普把手機都扔掉了。現在日本還有索尼公司在生產一部分手機，一年大概500萬臺。還有一個京瓷公司，他們自己還在生產一部分手機，因為他們有au移動通信公司，但都是國內使用的。大家想想他們把手機扔掉以後，技術怎麽辦呢？結果它們的零部件大多賣給中國，利潤比自己做手機還好。華為手機這幾年發展很快，你們要知道華為手機基本上是在日本研發的。任正非先生很聰明，他不是把人家的生產線買下來，而是把人家的頭腦買下來。日本這麽多公司，把手機扔掉以後，有這麽多手機研發人才，他把他們高薪雇傭起來，在橫濱設立了一家研究所，招募了400多名日本的手機工程師，幫華為研發智能手機。同時，日本這些公司的手機零部件業提供給華為、OPPO和小米。華為手機研發的這麽好，是因為用日本人、日本技術。所以OPPO也學，也在日本設立了研究所。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日本把手機產業扔掉了，但手機零部件賣給中國後，獲得的利潤仍然很高。富士通現在在構建物聯網，同時構建一個宇宙的監測系統。這個照片是日本研發的日本版的GPS定位系統。因為日本現在進入到汽車全自動駕駛時代，它的信號不能出現斜折線，必須直線。也就是每時每刻在日本的上空必須有兩顆衛星，這樣才能使信號與汽車做到精準同步，不至於讓全自動駕駛汽車出現1秒鐘的滯後，以避免交通事故的發生。這個系統是富士通公司在研發。再看看佳能。佳能是賣照相機的，但是因為高清鏡頭手機的普及，照相機產業日子越來越難過。佳能也開始轉型，你根本想不到，佳能現在在參與研發小型火箭。因為大型火箭的投入太大，佳能成立了一家公司，拿了50%的股權，聚合了一些日本主要的電子與軍工企業，在研發小型火箭發射商業衛星。佳能把東芝的醫療設備公司買下，還開始投身醫療產業。其實日本轉型最成功的一家企業是富士膠卷。我們年輕的時候拍照片只有兩種膠卷，一個是柯達，一個是富士膠卷。現在柯達死了，富士膠卷還活著。為什麽呢？富士膠卷把它做膠片的膜技術提煉出來，用於生產化妝品。同時，它在研發新藥。也就是說，富士膠卷從一家面臨淘汰的傳統企業成功轉型為高新技術企業，沒有像柯達那樣死掉。日本企業的自主創新 2018年5月份，李總理去日本訪問，他在北海道參觀了豐田汽車公司，很認真的聽了1個多小時的介紹。豐田有款新能源車叫“未來”，它使用的是氫能源系統。中國現在拼命發展電動汽車，日本企業已經意識到，電動汽車的電池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容易老化，就像手機電池，過了一年，發現充電困難；二是電池處理過程會產生很大的汙染。豐田汽車公司從1992年開始研發氫能源技術，現在這個氫能源汽車已經銷售了6000輛，年產3000輛。這個汽車有什麽特點？我去開了一次，這輛汽車充氣3分鐘，可以開650公裏。它跟充汽油一樣便捷，而且價格比汽油便宜。李總理看了以後，他就覺得我們電動汽車政策需要調整。中國現在就開始研究日本的氫能源的未來發展方向。豐田汽車公司不僅僅是把氫能源裝在汽車上，而是把它開發成移動電源。當地震發生以後，當海嘯來的時候，或者當臺風來襲出現停電時，這輛汽車的氫能源可以接上家裏的電源，保證一戶家庭一個星期的正常電力供應。然後，把氫能源反應裝置搬到大樓裏，可以供這個大樓所有的供電所需。日本政府現在宣布要進入氫能源社會，家家戶戶只需要安裝小小的氫能源反應裝置，就不再需要電力公司提供電網供電，氫能源反應裝置排放出來的是清水，對環境沒有汙染。氫能源是未來最清潔的能源，也是取之不盡的能源。豐田汽車公司已經宣布完全開放這一技術，造福人類。大家還要關註軟銀和豐田汽車公司現在在做的一件事情。軟銀這幾年悄悄的幹了一件事，將全世界主要的AI技術公司，以出資或者收購的手段納入自己的旗下。現在的軟銀集團是全世界擁有AI技術最多的一家公司。軟銀控制了這些技術，想幹什麽呢？他去找了豐田汽車公司的社長豐田章男。大家看到的PPT上的這輛汽車，是今年在美國家電展上展出的豐田概念車。這輛汽車是一個移動平臺，取名叫“E-調色板”，你想把它打扮成什麽角色都行。按照豐田社長的說法，買汽車的時候不是消費，是買了以後才消費。這輛車是全自動駕駛汽車，早上上班的時候，你通過網約系統把它約上，車自動開到你家門口，把你載上開到上班的地方。過了上班高峰期以後，它把車開到物流公司的倉庫裏去做商品配送。然後，中午去辦公區賣盒飯。到了下午，再去送貨。到了傍晚，通過網約系統，再把你們一個個接上送回家。到了晚上，它裝上啤酒、各種小吃，開到一個熱鬧的街頭，成為一家移動商鋪。這不是一個夢想，它將於2021年全部公開上市。日本的老齡化問題很嚴重，如何幫助這些老人？軟銀與豐田汽車公司的構想是，當農村的老太太生了病，怎麽辦？沒有子女在身邊，就委派一輛全自動駕駛的“調色板”去接她。車上可以量體溫和血壓，通過遠程問診，基本數據報給醫生以後，到了醫院，該手術的就手術，該吃藥的就吃藥，把基本問題解決在移動過程中。軟銀公司和豐田公司，第一不缺錢，第二不缺技術，第三不缺智慧，兩家企業巨頭開始打造世界上第一個AI社區。日本的全自動駕駛汽車將於2020年東京奧運會上投入使用，出租車和選手村裏的所有巴士都要進入全自動駕駛系統，日本要把東京奧運會開成一個“科技奧運”。這就是日本的科技實力，而這一科技實力在於它的前瞻性，以及為了實現這一前瞻性所默默實施的周全的技術儲備。日本現在很重視尖端醫學的研究。為什麽日本的諾貝爾獎這幾年會出現井噴現象？因為日本比較重視基礎研究，我們中國比較重視應用研究。馬雲先生把應用研究做得很好，一個技術拿來以後，做成了一家大電商。微信——一個交友信息軟件，被打造成百貨平臺和金融平臺。但是，日本人覺得技術應用雖然需要，但基礎研究更重要。所以，日本科研經費的55%用於基礎研究。正因為有紮實的基礎研究，才會有諾貝爾獎。豐田的氫能源技術從1992年開始研究，到2014年才開始應用。中國哪一家民營企業願意花20多年的時間去研究一項技術？沒有。日本做到了，他們有這個耐心，也願意花這份錢。研發成功之後，還願意向全世界公開這項技術，提供免費利用，做得還很有情懷。日本現在致力於徹底克服癌癥堡壘。2018年獲諾貝爾獎的本庶佑教授，他研究的成果很有意義。癌細胞和人體的正常細胞之間相互碰撞以後不會產生融合，也就是健康細胞無法消滅癌細胞。為什麽會出現這一問題，本庶佑教授花了很多的時間去研究，終於發現癌細胞裹了一層蛋白質。他於是再與醫藥公司合作，發明一種藥，可以把這個蛋白質打掉，使健康細胞可以對癌細胞發動進攻，最終把癌細胞消滅掉。現在這款新藥已經開始出售了。日本2萬多病人使用了這款新藥以後，總有效率達到30%。本庶佑教授自然不滿足，他希望今後人們可以像治療感冒一樣，吃幾片藥、打幾針就可以治愈癌癥。所以，本庶佑教授將自己未來的專利所得和諾貝爾獎獎金拿出來，湊了1000億日元，相當於60億人民幣，設立一個醫學研究基金，最終要攻克癌細胞。我想到了兩個字——“偉大”。剛才中國商飛的郭博智先生介紹了我們大飛機研發制造情況，我們為中國開始擁有大飛機感到自豪。但是，我們也必須註意到一個事實，一架大飛機，500多萬個零部件，最初在中國只能找到三分之一，還有三分之二找不到，所以我們C919客機需要海外200多家一級供應商。波音787是美國的，但日本人認為這是日本準國產飛機。為什麽這麽講？我說兩個事實：第一，這個飛機的機體不是用鋁合金做的，而是用日本東麗公司研發的碳纖維，造這個機體的是三菱重工。你看波音787客機的翅膀像鯊魚翅膀一樣，是弧形的，鋁合金是做不出弧形的，只有碳纖維能做出弧形。碳纖維還有一個特點，它的室內溫度比鋁合金機體的室內溫度降低6度左右。同時，它的重量比鋁合金的重量減少30%，意味著灌同樣的油，它可以多飛30%的航程。它的機頭是富士重工造的，它的電子系統是松下電器提供的。這就是日本航空工業的現狀。大家一定是第一次知道這一事情，因為日本企業做事不吭聲，不喜歡張揚。日本如何扶持中小企業上午在舉行中國前50家制造企業圓桌會議的時候，我就講到，我們中國的制造業如何做精益化、數字化、智能化問題。其實我們的政府和企業也想了許多點子，做的也很努力。我昨天去參觀天津的西門子弗萊德公司，他們的精益化做的很好，我覺得我們中國人完全可以把企業管好。但是，要做到精細化，要實現數字化和智能化，單靠企業自身的努力是不夠的，要解決好三大問題。第一大問題，政府的角色。政府的職責就是要給制造業創造一個舒適的、通暢的行商環境。你鼓勵企業去搞數字化、智能化。我買機器人的錢哪裏來？沒錢。為什麽沒錢？納的稅太高了。能不能把稅減一點？政府應該去做這件事情。日本的法人稅已經從30%減到了23%，中小企業的法人稅已經從25%減到了15%。我們中國有沒有可努力的余地？我想絕對有的。因為我們的政府比日本政府富裕得多。第二大問題是資本。一家企業發展需要資本，資本來自什麽地方？第一，自身的積累；第二，來自於銀行；第三，來自於社會，也就是各種基金資本。中國制造業現在依賴的資本，最大的不是自有資本，也不是銀行資本，而是社會資本。我們這裏在座的有投資公司的總裁，你們眼睛盯著的是，投下去以後，什麽時候能夠把這家企業做上市，我能獲得最大的利益。中國創新企業有一個綽號，叫“輪企業”，A輪、B輪、C輪投資結束後，企業還沒有實現盈利，但是號稱估值已經達到了幾百億美元，於是包裝上市，大家分錢。投資基金是一把雙刃劍，它能夠助推企業在初期飛速發展，但它也是一根上吊的繩子。為什麽這麽說？大家知道，投資基金，跟企業都有對賭協議，5年或者8年，你做不到他的期望值，你就死掉了。你上市以後，過了若幹年，它把資金一抽逃，你怎麽辦？就像火箭發射衛星，上去以後，還沒進入軌道，推動力沒了。所以，許多所謂的創新企業一上市就黃，原因就在這裏。大家是玩錢，而不是做實業。日本企業有一句經營行話，叫“安全駕駛”，企業一定要有大量的自有資金的積累，這樣，不管遇到多大的風浪，什麽金融危機、泡沫經濟崩潰，企業都可以支撐3年、4年、5年。然後，我可以用充裕的時間和財力，慢慢的實行轉型，慢慢的提升自己的產業。特朗普再打壓，我也不會太害怕。日本銀行協會調查了中小企業，問他們要不要銀行貸款？70%的中小企業告訴銀行一句話，我們不要你的貸款。日本的商業貸款的利率是1.5%。這麽低的利率大家還不要，說明日本企業真的有點錢，而且還沒有太多的野望！東京股市從安倍上臺的2012年的8000點，已經上升到22000點。我們必須看到，日本企業這幾年不是走下坡路，而是在走上坡路，而且始終是默默地往前走。

四　時尚問題東邊日出西邊雨看來，服飾這事，還真不能視同兒戲。往大裡說，它即便不是“治國之綱”，至少也是“治國之方”。往小裡說，它是一個人內心美醜和道德修養的表現，也是對他人的尊重和一種禮儀。也就是說，服飾、禮儀、道德是三位一體的。失儀必失禮，失禮必失德，失德必失國。這樣，一個人，尤其是一個有身份有地位有修養的人，就不能隨隨便便，想穿什麼就穿什麼，想怎麼打扮就怎麼打扮。因此，中國文化在傳統上，是反對和厭惡“奇裝異服”的。在許多中國人眼裡，奇裝異服簡直就是壞人、流氓、色鬼和品性惡劣者的代名詞。改革開放以前，但凡正派人士和良家婦女，只要一見到身著奇裝異服者，就像見到了麻風病人，避之惟恐不及。這種厭惡和反感，在歷史上甚至曾經導致謀殺案的發生。比如鄭文公之殺子臧就是。事後有人評論說：“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一件奇裝異服，竟招來殺身之禍，而輿論還認為是理所當然，可見穿衣戴帽，還真不能隨人所好。穿著奇裝異服要遭人非議、厭惡，甚至嫉恨，穿著過時的服飾，用過時的方式裝飾自己，則會遭人笑話。白居易詩雲：“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原來，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流行胡服，女裝多“襟袖窄小”。到了唐憲宗元和年間，早已流行“大髻寬衣”，袖寬往往超過四尺。至於畫眉，也由時興細而長的“蛾眉”，改為時興闊而短的“廣眉”了。其實，蛾眉原本是極美的。杜甫詩雲：“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金門，卻嫌脂粉涴（Wò）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就是說楊貴妃的姐姐虢國夫人自恃天生麗質光彩奪人，朝見皇上也不施粉黛，卻仍要“淡掃蛾眉”，可見蛾眉之美。然而，曾幾何時，“青黛點眉眉細長”竟成為“外人不見見應笑”的過時裝飾了。可見“時髦”也是極重要的。朱慶餘詩雲：“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既痛恨奇裝異服，又害怕過時落伍，這可真是“東邊日出西邊雨”，有點讓人摸不著頭腦，也和飲食的表現大相徑庭。說來也是有趣，飲食和服飾雖然都為中國文化所看重，實際情況卻似乎不大一樣。飲食比較保守，服飾則比較新潮。飲食的變化可以說是最小最慢的。古人用筷子，今人也用筷子；古人吃米飯饅頭，今人也吃米飯饅頭；五千年前吃火鍋，現在依然吃火鍋。無論食品原料、烹調方法、進餐方式、習慣口味，都基本保持“中國特色”，難得一變。當然，要說一點沒變，也不是事實。不過，即便最愛吃麥當勞、肯德基的孩子，也不是天天都吃。如果天天吃，還愛不愛，就很難說；長大了，還愛不愛，也很難說。再說，不吃西餐和洋速食的，畢竟還是大多數。所以，仍有人認為，在西方文化不斷傳入，世界文化趨向認同的未來，飲食，可能是“中國特色”的最後一塊陣地。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金門，卻嫌脂粉涴顏色，淡掃娥眉朝至尊。（選自《新增百美圖說》，邱壽喦作，光緒十三年蘇州石印本。）服飾的情況就不大一樣了。如果說飲食是一位因循守舊的老先生，那麼，服飾便像一個追新逐奇的小姑娘。中國的服飾，曾屢經變化。說得遠一點，有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說得近一點，則有辛亥以來的“逐年西化”。今日之服裝，不要說與千百年前大相異趣，便是與十多年前也大不相同。但不管怎樣時尚化，總歸是和國際接軌而不是和傳統接軌。傳統的服飾，大概只剩下了博物館的意義。城市裡已很難見到中山裝，農村裡小夥子的白羊肚手巾和姑娘的大辮子，也不大容易看見了。事實上，咱們這個最最痛恨奇裝異服的國度，恰恰也是最最愛趕“時髦”的地方。許多外國名牌在中國的暢銷，就連外商也感到奇怪。他們無法理解，一個中國人竟會用數月的工資去換一塊體面的包裝布，“十六歲的花季”們也能瀟灑地走進時裝專賣店，用父母的血汗錢換取時髦。看來，我們確有必要討論一下與服飾有關的時尚問題。時髦之謎一般地說，所謂“時髦”，總是新奇玩藝。趕時髦就不會反對奇裝異服，痛恨奇裝異服就不會趕時髦。中國人又反對奇裝異服，又愛趕時髦，豈非莫名其妙？說怪也不怪，原因就在於中國文化的思想內核是群體意識。依照群體意識，每個人都是群體的一員，每個人的生存都要以群體的存在為依據，每個人的價值也要以群體的判斷為標準。換句話說，每個人的尊卑、貴賤、優劣、是非、善惡、美醜，都歸群體和他人說了算。更何況，服飾這東西，原本就是穿來給人看的。如果沒人看，穿得再漂亮也沒有意思。陸遊詩雲：“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花兒尚且不能無人觀賞，況美貌盛裝之人乎？所以愛美的女子一旦無人觀賞，也就無心梳妝。這就叫“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既然穿衣打扮，原為讓人觀看，則每個人的服飾，便必須依照物件而確定，不能隨心所欲，別出心裁。完全不假修飾，固然粗野鄙俗，讓人“看不起”；過於講究修飾，又未免虛偽做作，讓人“信不過”。所以孔子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什麼是“彬彬”？彬彬，就是“相半之貌”。文質彬彬，就是既文雅又樸質，既有修養又不失本色，這樣才是真正的君子。正人君子既然必須“文質彬彬”，當然也就不能“奇裝異服”。奇就是“不正”，異就是“不常”。不正常，也就“不正經”。不正經，不是“歪”，就是“邪”。奇裝異服既然是“邪門歪道”，正人君子當然穿不得。那麼，其他人呢？更穿不得。因為其他人似乎更沒有資格搞特殊。什麼是奇？什麼是異？奇就是“少見”，異就是“不同”。“少見”便難免“多怪”，“不同”則異於“凡響”。如果是老外，自然“稀罕少見”；如果是皇上，自然“與眾不同”。所以，老外和皇上的服飾雖然和咱們不一樣，卻不叫“奇裝異服”。中國的普通老百姓就不行了。要啥沒啥的，有什麼資格自行其是、與眾不同？沒有。既然沒有，那你就規矩點。實際上，奇裝異服之所以遭人物議，表面上看是因為不合“禮”，實質上則是因為不合“群”。想想看吧：大家都穿這樣的衣服，你卻偏要穿那樣的衣服，這不是存心要和大家過不去嗎？不是存心要讓大家瞧不順眼嗎？不是公然不把大夥放在眼裡嗎？不是太狂妄、太自大、太目中無人、太自以為是了嗎？難道別人都不愛美就你懂行？——厭惡、反對、痛恨奇裝異服者，大多是這種心理。不能說這種心理毫無道理。道理也很簡單：既然服飾是對他人的尊重，那麼，穿著“奇裝異服”，當然也就要被視為對他人的蔑視。並且不僅僅是對某一個人的蔑視，而是對公眾、對群體的蔑視，這就理所當然地會引起“公憤”。至於穿著過時服裝，用過時的方式裝飾自己，情況則又不同。表面上看，這也是“不合群”。但這種不合群，並不是故意和大家作對，更不是看不起群眾，反倒會被群眾看不起，當然也不會引起反感、憎恨和敵意。趕時髦的情況又要複雜一點。中國人愛趕時髦嗎？愛的。中國人承認自己愛趕時髦嗎？不承認。所謂“時髦”，即“流行於時者”。沒有一定的人數，就稱不上“流行”。所以，時髦也是一種群體行為，與奇裝異服不同。奇裝異服是“標新立異”，故意“與眾不同”；趕時髦則是“隨波逐流”，生怕“落伍掉隊”。二者之間，有著本質的差別。事實上，中國人反對奇裝異服，並非反對“時髦”，而是反對“獨異”。“獨異”是一個人和大傢夥兒鬧彆扭，所以會成為眾矢之的；“趕時髦”則是大家一窩蜂地去做同一件事，當然不會犯眾怒。其實，趕時髦的人都有一種“合群性”。他們眼見得群體前進了，生怕跟不上，這才去趕。因此不是“不合群”，毋寧說是“合群之心太切”，過於猴急而顯得可笑，不夠穩重而被人鄙夷。可見，趕時髦即便有什麼“不是”，其錯誤也不在“時髦”，而在於“趕”。因為依照群體意識，要時髦，也得大家一起時髦，你一個人匆匆忙忙地趕什麼呢？然而，時髦這玩意，不趕又是不行的。不趕，就會過時。一旦過時，再趕上去，不但討不到什麼便宜，反倒更加可笑。同樣，太趕，也是不行的。因為是時髦，就不會是“老一套”，總是新鮮玩意，也就多少有些風險。如果還沒弄清它是否會流行於時，就匆匆忙忙趕了上去，結果無人響應，豈非成了奇裝異服，或奇裝異服的跟屁蟲？這就不能不預留後路。辦法則是宣佈自己不趕時髦，甚或視趕時髦為可鄙。結果，趕時髦就成了一個貶義詞，專一用於那些追新逐奇趕潮流跟浪頭，手忙腳亂變來變去的人。其實，中國人哪有不趕時髦的。想當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一夜之間，全國到處都是黃軍裝、紅袖章，那可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時髦。超前有風險，落伍遭恥笑，因此，中國人處理時尚問題，就有兩條原則，也是兩條古訓，一條叫“變通以趨時”，一條叫“不為天下先”。“變通以趨時”與“不為天下先” 先說“變通以趨時”。中國人喜歡變嗎？不好說。一方面，中國人最不喜歡變，最好是“天不變，道亦不變”，大家墨守成規，照葫蘆畫瓢，便天下太平。因此有“以不變應萬變”甚至“萬變不離其宗”的說法。另方面，中國人又最善變。而且，有時變化之快，彎子轉得之大，連自己都會嚇一跳。比如，剛剛還罵過革命黨的，一轉眼辮子就盤到頭頂上去了；前不久還自稱“大老粗”並以“大老粗”為榮的，一轉眼，就有了“大專以上學歷”和“高級職稱”。總之，當真要變，也可以變，而且說變就變，又哪有什麼“祖宗成法不可變”！這就叫“變通以趨時”。也就是說，時代變了，服飾及其他方面，也要跟著變，否則就是“不合時宜”。不合時宜便會落伍。嚴重一點的，則會丟了身家性命。因為“時變”常常因於“政變”，“易服”往往意味著“易主”。大家都跟著去朝拜新皇帝、當新國民了，你自家一個人還穿著舊時冠服，便難免被視為“敵對分子”。要不然，大小也就是換件衣服變個髮式的事情，為什麼不跟著做？即便不是對抗，至少也是心裡面鬧彆扭，背地裡犯嘀咕。這就不討人喜歡，也“吃不開”。所以中國又有一句古訓，叫“識時務者為俊傑”。就是說，時勢變了，風頭變了，大家都跟著變了，你也要儘快變過去，否則就會“背時”。背時就是倒楣，趨時才有甜頭。關鍵要看什麼東西“行時”。“行於時”才“行得通”。行得通的事不做，偏去做行不通的事，豈非犯傻？所以不變不行。尤其是服飾，就更得跟著變。你想，行頭行頭，如果不“行”（行時），還能叫“行頭”麼？何況要變也不難。反正首先要變的，都不過是表面的東西，如服飾之類。骨子裡的東西，亦不妨依然故我。所謂“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就是這個意思。換句話說，“改頭換面”不等於“脫胎換骨”，“煥然一新”並不妨礙“我心依舊”的。但是表面文章，卻也不可不做。因為跟不跟，是“態度”問題；跟不跟得上，是“水準”問題。水準不高，無可指責；態度不對，便要整肅。所以時勢變了，人們也會跟著變，至少在口頭上和表面上是如此。只要口頭上和表面上變了，就不會有人追究。便是有人想追究，也無從下手。因此一到時勢大變，想頂也頂不住的時候，中國人也會敷衍敷衍。叫掛龍旗就掛龍旗，叫掛五色旗就掛五色旗，叫掛青天白日旗就掛青天白日旗，甚至叫掛膏藥旗就掛膏藥旗。這也是中國人的生存之道：隨機應變，曲線救國，先存活下來再說。當然也有真變的。近一百年中國的變化就很大，近二十年又為最。顯然，中國人並不一味地反對“變”，更不反對“趨時”，反對的只是某個個人的“超前”和“出頭”。“出頭的椽子先爛”，“槍打出頭鳥”，“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歷史上那些帶頭搞改革的，幾乎都沒有什麼好下場。商鞅是被車裂了的。王安石雖然沒有被車裂，名聲卻一直不好。再說帶頭也沒什麼好處。第一個吃螃蟹的雖然在理論上是英雄，可又有誰記得他是張三李四？因此又有第二條原則，叫做“不為天下先”。所謂“不為天下先”，不但是“不為戎首”“不為禍始”，而且也“不為福先”。也就是什麼事都不要走在前面。壞事固然不能帶頭幹，好處也不能得在前面，因為那會遭人嫉妒。一兩個人嫉妒問題還不大，如遭眾人嫉妒，那就要倒楣了。最好是“隨大流”。既不用擔風險，又不用費腦筋。就算錯了也沒關係，反正“首惡必辦”，“脅從”則可以“不問”。沖在最前面的人犧牲倒下之後，勝利的果實豈非正由中下游者享用？這正是群體意識的體現。在一種“群體至上”的文化中，個人總是渺小的，群體才是偉大的。群體強，個人弱；群體力量大，個人能耐小；群體代表著正確方面，個人則難免要犯錯誤。所以，一個人，只有融入群體才“吃得開”，被稱為“分子”的則往往“吃不開”，比如“地主分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因此有人戲言，說中國知識份子之所以又“窮”又“臭”，就在於不幸而為“分子”之故。總之，變也好，不變也好，快變也好，慢變也好，都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是既要“隨機應變”，又要“隨波逐流”。反正只要“合群”，就不會有什麼錯誤。如果居然“敢為天下先”，成了“分子”，那麻煩可就大了。從上與從眾的確，“合群”才是最重要的。什麼是“群”？“獸三為群，人三為眾”。獸為群（如羊群），人為眾（如民眾），合起來就叫“群眾”，也就是像羊一樣跟著“牧羊人”（君）、跟著大家一起走的“人眾”。於是，中國人的變通趨時，又有兩條原則，一是“從上”，二是“從眾”，——一個人跟著另一個人，最後變成三個人。其實，時髦幾乎從來就是“從上”的。“上有所好，下必從焉”，歷來如此。“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吳王好劍術，國人多傷疤”，審美風尚的形成往往源於上流社會的好惡與宣導。“一叢高鬢綠雲光，宮樣輕輕淡淡黃，為看九天公主貴，外邊爭學內家裝。”（王涯《宮詞》）宮廷、豪門、都市，從來就是形成時尚、領導潮流的“頭羊”。這是有例的。比如“長冠”（又叫“齋冠”），是一種竹皮冠，相傳是劉邦發跡之前發明的，所以又叫“劉氏冠”。劉邦發跡之前，不過是個混混。雖然謀了個“泗水亭長”的差事，也不過是個試用的吏員。他頭頂上的那個竹皮冠，又能怎麼樣？只因為它是高祖早年所造，後來竟被定為官員的祭服，而且爵非公乘以上，還沒資格戴。又比如“花鈿”（又稱“額黃”），是一種兩眉之間的裝飾。它的緣起，據說是南北朝時，南朝宋武帝之女壽陽公主一日仰臥簷下，一朵梅花正好落在額上眉間，染成顏色，拂之不去。宮女們見之奇異美觀，便競相效仿，蔚為風氣。李商隱《蝶》詩雲：“壽陽公主嫁時妝，八字宮眉捧額黃”，說的就是它。最可笑的是“點痣”，原本是天子後宮嬪妃，月事來臨時，不便奉承龍恩，又不便言說，便以朱砂點面為標記，傳到宮外，竟也成為一種裝飾了。顯然，“從上”就是“崇上”，而“崇上”也就是“崇尚”。一個社會崇尚什麼不崇尚什麼，誰說了算？難道是老百姓不成？當然是“上面”說一不二。何況“跟著上面走”，大家也心甘情願。下層社會對上流社會總是盲目崇拜的，再說也“保險”。因為一方面，懲罰總是“自上而下”的；另方面，也“刑不上大夫”。這樣，從上，就可以避免承擔始作俑者的風險，即便錯了，也不會被視為奇裝異服而受到追究。更何況，在中國古代社會，無論飲食起居、服飾裝扮，宮廷較之民間，都市較之鄉村，上層較之下層，總是更豪華、更排場、更精美、更先進。跟著上面走，就既保險，又可“得風氣之先”，何樂而不為呢？南朝宋武帝之女壽陽公主，一日臥於殿簷下，一朵梅花正好落在額上眉間，拂之不去，竟形成一種眉間裝飾——額黃（花鈿）。（選自《新增百美圖說》，邱壽喦作，光緒十三年蘇州石印本。）“從眾”的心理也如此。中國人做事，對錯先不論，只要是“大家”都這樣做了，便先有了三分“合理因素”和“保險係數”。即便果真錯了，也毋庸憂慮會受懲罰。因為“法不治眾”，懲罰總是針對少數人的。要打擊和能打擊的，只是“極少數”、“極個別”膽敢出頭的“分子”。至於“群眾”，則只是教育問題，頂多問個“盲從”之罪。但“盲從”其實是無罪的。因為既然是“盲”，當然也就“看不清”。看不清就不知道，不知者不為罪。何況看不清的，又不止一個兩個，可見不容易看清。是非本不易看清，咱們又有點盲目，哪能不犯錯誤呢？話說到這份上，你就是想追究，也追究不下去了。中國人喜歡“從眾”，還因為依照群體意識，每個人的價值都要由群體來確證。這樣一來，群體和他人，便成了鑒定衡量自己言行是非對錯的標準。群體和他人可以做的，自己也可以這樣做；群體和他人都不做的，我們自己就做不得。比如阿Q欺負小尼姑，明明是“非禮”，阿Q也要強詞奪理地說：“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其實和尚何曾摸過？又有誰說和尚摸得？沒有。可見是胡說。但阿Q卻非得假定和尚摸過摸得不可。因為只有如此假設，他的非禮才是“從眾”，也才合理合法，心安理得。既然說話辦事，都是跟著別人跑，用別人的眼睛看事物，用別人的腦袋想問題，按照別人做過的做事情，則一旦犯了錯誤，亦往往不假思索地便把責任都推到別人的身上，諉過或遷怒於別人。比如阿Q，捉不到可以咬得很響的大蝨子，便遷怒于王胡；挨了王胡的打，又遷怒于假洋鬼子；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則又遷怒于小尼姑，並把所有的賬，都算到最後才見到的小尼姑身上：“我不知道我今天為什麼這樣晦氣，原來就因為見到了你！”可惜阿Q早生了幾年，又沒有文化，否則他的“調戲”吳媽，完全可以委過於讀了當代某作家的書。然而阿Q也不幸，只好怪小尼姑的臉上，不該“有一點滑膩的東西”了。這當然很便當，也很省心，只可惜也不會有什麼長進。因為把責任都推到別人那裡去了，沒自己什麼事，自然也用不著反省，用不著改進。一個不知反省的人，對別人也不會有真正深刻的理解；而一個對自己都不負責的人，又怎麼談得上對國家民族負責？如果只是某一兩個人這樣，倒也罷了。倘若全民族每個人都如阿Q，則其前途也就十分堪憂。“一窩蜂”與“一刀切” 問題還不止於此。就說阿Q。阿Q的欺負小尼姑，究竟是一時衝動呢，還是預謀已久呢？我們知道，阿Q是個內心沒有成算的人。要說他早就在策劃這樣一個“非禮事件”，顯然不是事實。但要說他從來沒有想過，也不是事實。阿Q有一個“理論”：凡寡婦，都想偷漢；凡尼姑，均與和尚“吊膀子”。如此，則所有的尼姑，便都曾經被和尚摸過。這就使他憤憤不平：和尚摸了，我阿Q沒有摸，豈不是吃虧？那就一定要摸他一次！顯然，所謂“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其實還有一層意思沒有說出來，那就是：“和尚摸了，我也要摸”。換一種更帶普遍性的說法，則是：“別人有的，我也要有。”這種心理，就叫“攀比”。中國人喜歡攀比。你穿名牌，我也要穿名牌；你戴首飾，我也要戴首飾；你分房子，我也要分房子；你評職稱，我也要評職稱。反正得“大家一樣，人人有份”。這似乎也很合理。因為依照群體意識，我們原本就是從眾從上，跟著別人走的。既然別人沒有的我們也不能有，別人沒幹的我們也不能幹，那麼，別人幹了，我們為什麼不能幹？別人有了，我們為什麼不能有？於是，就有了“一窩蜂”和“一刀切”。魯迅先生早就描述過中國人的“一窩蜂”：一個人在街上吐了口口水，並蹲下來看，立即就會圍上一大堆人。這時，如果看客中有一個人發一聲喊，拔腿就跑，那麼，大家也就會跟著一哄而散，真不知“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中國人的這種“一窩蜂”，真是隨處可見，隨時可見。就拿鍛煉身體來說，喝紅茶菌便都喝紅茶菌，打雞血針便都打雞血針，做甩手操便都做甩手操。最近聽說又有人推出“喝尿療法”，不知能蔚然成風否？當然，身體畢竟是自己的。拿自己的身體去做“一窩蜂”的實驗品，那也最多是“咎由自取”。倘若連國是也如此操作，比如一窩蜂地去大辦鋼鐵，或一窩蜂地去抓走資派，便難免弄得國無寧日。建國後的許多運動，儘管事後證明並不正確，當時卻能毫不困難地發動起來，原因之一，便不能不部分地歸結為這一民族心理。中國人為什麼會“一窩蜂”？非他，群體意識而已。依照群體意識，凡屬群體的，也一定是正確的，誰願意犯錯誤呢？凡屬群體的，也一定是保險的，誰又願意擔風險呢？就算錯了，犯錯誤的又不是我一個人，吃虧的又不光是我自己，怕什麼！反倒是，如果大家都進步了，都沾了光，占了便宜，就我一個人落伍吃虧，那才叫慘呐！更何況，中國人早就把腦袋，把思考選擇的權利和相應的責任都交給了群體交給了他人，只怕是連想都不會想，就跟著跑了。當然也就會“一窩蜂”。與“一窩蜂”相配套的作業系統叫“一刀切”。所謂“一刀切”，就是對一應問題，各色人等，均不問高矮胖瘦、青紅皂白，一律按同一標準處理。比如，一到六十歲，不論身體好壞，能力高低，工作是否需要，都統統退休。不到年齡而自願退休者，則一律不准其退。這顯然是“一窩蜂”的翻版。但“一窩蜂”是群眾的事，“一刀切”則是領導的事。群眾沉在基層，難免是非不清；領導高屋建瓴，難道也不明事理？不是不明，而是太明，——不“一刀切”，就會“擺不平”。你讓張三退休李四不退，張三不會有意見？你讓王五晉升趙六不升，趙六不會鬧情緒？沒法子，只好“一刀切”。所以儘管誰都明白“一刀切”並不合理，但不管誰當了領導，也都只能如此辦理。其實，即便“一刀切”，有時也不靈的。因為攀比攀比，除了“攀”，還有“比”。既然是比，就要比個高低，比個優劣，比個勝負，比個水落石出。於是，你蓋三星飯店，我就蓋五星的；你分了三房一廳，我就要四房兩廳。可見，攀比並非就是“人人有份，大家一樣”，骨子裡還是“出人頭地，高人一等”。這樣，從眾，也就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跟著”別人走，另方面則是一心要“比過”別人。因為“跟不上”固然沒面子，“比不過”也同樣沒面子。所以非攀比不可。這就牽涉到“面子”了。事實上，服飾禮儀也好，攀比心理也好，都關乎面子，而面子，則是每個中國人都不能沒有的東西。那麼，面子是什麼？